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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学须突破西方主导范式
  “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享誉世界的跨文化传播历史事件。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发展,对外交往日趋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12月12日,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多视角跨文化传播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理论及实践开展了交流与讨论。
  
  文化交流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
  
  “近年来,中国文学、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外译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但目前国内学界的大多数讨论只是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很少触及问题的实质。”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表示,历史久远的中西翻译史和一系列的译介事实表明,文化传播通常都是由强势文化走向弱势文化的。具体到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汉译英,那就更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如“语言差”和“时间差”等,应该引起注意。那种不顾译介规律、无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现象的文化外译不可能取得成功。
  21世纪以来,全球文化冲突与文化竞争加剧,如何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开展行之有效的语言文化教学和传播工作,已成为中国及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所面临的命题。在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程爱民看来,语言文化传播是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有目的的语言文化传播又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目前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中,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成为了世界结构与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
  
  跨文化传播成为研究热点
  
  有学者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传播已是关系人类和平、进步与繁荣的重大主题。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学者表示,从历史上看,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由美国主导,以传播学为核心。但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定位始终不够清晰,起初是以语言学为中心的“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沟通”,后来文学和文化学者参与进来,将其拓展为“跨文化交流”或“跨文化研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曾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跨文化传播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长期以来秉承“欧美中心”,现在已经有国外学者提出了“非洲视野”和“亚洲视野”来挑战“欧美中心”。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和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议为中国学者参与这一挑战提供了历史机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杨魁阐述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从现实层面来看,在全球范围内,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文化格局,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文化霸权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弱化。”他说,从跨文化研究理论的层面上来看,依然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性的主体性理论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它始终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排斥他性和异质性的存在,而当前有关跨文化传播诸多学科的具体研究范式,都是建立在这一为西方文化主导的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之中。
  近年来,跨文化误传播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新历史主义对于作者和读者文化建构性的揭示,既为跨文化误传播的普遍性及其成因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也对跨文化误传播对历史的建构作用给出了机制性描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建波进一步谈道,当前学术界对于跨文化误传播的研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从译文的细读入手,找出误传播的例证,揭示误传播的谬误所在,但对于这种谬误的宏观社会意义关注不足;二是仅在理论层面上探讨文化误传播可能产生的宏观社会意义,较缺乏旨在揭示其微观机制的案例分析。
  
  灵活运用传播策略
  
  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和《卫报》等主要英语报刊以及BBC、CNN等媒体都热衷报道中国的热点问题。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杨金才认为,在此情形下,全面而又深入了解西方对中国文化传播的文化立场、话语机制以及价值取向尤为重要。这对中国如何在对外传播中既灵活使用语言策略,又针对性地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在跨文化语境下,西方媒体往往从本民族、本群体的态度、立场和情感出发,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审视中国的热点问题,一些报道甚至带有偏见。对此,学者表示,一些西方媒体的认知或认识偏见主要是由于对事件信息的了解不够造成的;而道德偏见,主要是因为西方媒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出于意识形态霸权、种族歧视、全球控制等目的,故意扭曲甚至丑化中国形象。他们往往利用对我国重大突发事件的歪曲报道,向西方社会传递不实信息或不公正的评论,误导西方民众。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认为,中国文化传播力与我国当前国家地位极不相称,中国文化传播实际效果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策略应在提高传播的接近性、可信性、普适性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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